我要说话 杨芳 按照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的说法,成舍我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冠军级”人物。 这位和张季鸾、邵飘萍同时代的报人,不仅保持着“从业时间最长”“创办媒体最多”等若干 纪录,还有着“为办报受挫最多”的名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坐牢就不下20次,报馆被封也有 10多次。 最惊险的一次是落在张宗昌手里。其时,这位“体健如牛却性暴如虎”的军阀,刚刚杀害了 著名记者林白水。一时间,关于成舍我遇害的消息传遍了京城,路透社甚至发出了“成氏已被处 决”的电报。如果不是曾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及时相救,这则假新闻恐怕早已成真。 过这种日子,成舍我似乎早有准备。他曾说:“唯有不怕头破血流者才配做新闻记者。”从张 宗昌那里虎口逃生后,他鼓励同仁继续出报,因为“军阀终归要骂的”。 他坚信,办报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这也是上 世纪20年代,他放弃一家知名报纸总编辑的职务,拿出200块大洋办<</SPAN>世界晚报》的原因。 为了“说话”,他屡屡得罪权贵。1934年,其麾下报纸因刊登南京当局丑闻而被停刊。当 时,汪精卫派人来调停:“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院长碰,结果无疑是头破血流。”孰料得 到的却是如下回答:“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院长。”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硬朗的报馆老板,在日常生活中却近乎吝啬。他历来以“开机器、上前 线、管家务”看待办报。及至所办的上海《立报》发行量达20万份,成大老板依然穿着寒酸的蓝 布长衫,连黄包车也不舍得坐。一次成舍我被人追问有无赌钱、抽烟等经历,他接连摇头后遭到 对方鄙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据说,经过这番奚落,成舍我从此点燃了香烟。 1933年成舍我创办新闻专科学校时,他特意在《招生简章》里注明:“如本人及其家长,怀抱 一般投考洋八股式学校之同样心理,冀图本身或其子弟将来毕业后,能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则 千万别误入歧途。因新闻事业,最需要忠实勤奋,吃苦耐劳。” 多年后,他又在台湾开办类似的学校。据说有家长开学时前来参观.不禁失声恸哭。因为 眼前仅有三间平房的校园,还不及儿女就读的小学校园大。 只有办报时,成舍我才显出报人应有的气魄。为了扩大信息量,他每创办一家报刊,便会不 惜重金建立一家电台。经营上海《立报》时,他特许一线记者租用汽车,从无锡赶往上海送稿。 投身新闻事业多年,成舍我一直感慨国内没有一家“真正的报馆”。相反到处充斥着“流氓 访客”和“敲竹杠的新闻”。因此,他将“完备的报馆和健全的舆论”作为目标,始终坚信:“文化运 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这种报人眼光和襟怀,被后世的文学史学者陈平原誉为少有的“舆论 家修养”。 乱世之中,成舍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报业传奇。他仅在北京主持的“世界”报系就拥有3份 报纸,其中《世界日报》是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他在上海创办的小型报《立报》,更是以20万 份的销量,创造了旧中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纪录。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成舍我先后创办了 20多家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 一时间,张恨水、萨空了、恽逸群等新闻界大腕纷纷加盟他的旗下。未必是他给的待遇有多 么优厚,而是作为一个有担当的报馆老板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经常对编采人员说:“只要保证 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需要负责任,打官司、坐 牢,我去。” 事实上,这位叱咤京津沪三地的报业巨头,一生中唯一恐惧的便是无法畅快地“说话”。惹 恼了张宗昌后,他转战南京办报。得罪了汪精卫,他不得不开拓上海。抗日战争期间,他又在香 港出版报纸。及至台湾解除“报禁”,他又以91岁的高龄创办《台湾立报》。 即便在病危无法言语之时,这位纵跨一个世纪的报界泰斗级人物,仍然用笔吃力地写下四 个大字:“我要说话。”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