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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词鉴赏

来源:海博学习网 www.exam58.com    发布时间:2013-08-13 16:23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苏轼词的题材,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并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取得诗歌所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的开拓的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所选用的词调恰好地配合了这种情绪。另外,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回忆自己与苏辙少年英俊之日,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勃勃雄心,《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讥讽迂儒,赞扬“帕首腰刀”的勇士,《阳关曲·赠张继愿》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惋惜,都充满高昂豪放的精神,这在中唐以来,不仅词中没有,诗中也很少有。

  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最著名的两首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一首作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后一首作于他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都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经历了生命危险、遭受极大不幸的时期。但这两首诗的感情基调,既不是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水调歌头》的开头,把酒问天,今夕何年,乃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离合悲欢。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须自怨自艾。《念奴娇》也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再如《定风波》这样的小令,也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词句中,交杂着悲凉苍劲和旷达坦荡的情致。在词的历史上,上述二类题材及其精神境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它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在前面所举的例文中,如《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奋昂,《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恋情、写伤感的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而另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与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地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转为风趣轻松,像《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上阙写人看“我”,是挤挤蹭蹭,“相排踏破蒨罗裙”;下阙写“我”看人,则或收麦或赛神,还有“醉叟卧黄昏”,生活的气氛很浓。

  总之,苏词的多样风格,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当然,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而且,对这种风格,苏轼是有意识追求的。他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语言方面,苏轼也是“以诗为词”。当然,文人词在形成过程中,本来受了诗的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使词的语言从俚俗浅易转向典雅华丽,而且汲取范围也很小,由此渐渐发展成词所特有的语言风貌。到了苏轼的时代,诗歌语言本身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以诗为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宋诗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像《水龙吟》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乃至《满庭芳》上阕首句“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和下阕首句“云何,当此去”,以及《定风波》末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都是不讲究文字的凝炼和意象的密集,词汇所形成的音顿不太整齐,系连词用得较多,而接近散文甚至口语。这种语言在词调固定的格式中仍然有其节奏感,只是它的音乐性已经不是很强了。但它也使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从单一化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取得摇曳变化、舒卷伸缩的新颖效果。再有,苏轼词中常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如《江神子·江景》“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出于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千秋岁·次韵少游》“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出于《论语》。这种手法虽有时会产生拗涩之弊,却也有引发联想、扩充语言内涵的作用。在诗歌中,这本是常见的,而比较大量地用于词,苏轼却是第一个,对辛弃疾等后代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词这一领域中,苏轼对题材、风格、技巧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他的词作与词的传统出现重大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不少人对苏词,特别对其“以诗为词”的特点提出了批评。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①,李清照则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词论》)。这些意见都是从词的传统标准、传统观念来提出的,而忽视了苏轼使词得到解放,成为与诗文一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的独立文学体裁这一重大意义。即便苏词中有些是“不协音律”即不合适演唱的,也未必是什么毛病。脱离音乐的书面化的词和与音乐紧密配合的词,未尝不可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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