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谦 读了上海友人金波、司徒伟智撰写的《译笔求道路漫漫》一书，不禁被翻译家草婴的精神境界所深深折服。爱好俄苏文学的人都知道，草婴的名字是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据说，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全世界也只有草婴一个人。从50 多岁开始，他前前后后共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草婴的奇特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位“三无人士”——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一直靠翻译所得的稿酬为生。他不是没有领导才干，也不是没有出山的机会，“文革”结束后，组织上曾邀他出任新成立的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可是，为了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他谢绝了。他说：“人生有限，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就是成就。” 在很多人眼里，草婴是傻子。放着名利双收的官不当，偏要爬格子挣稿费，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可是经由他的双手在俄苏文学和中国读者之间搭建的彩虹，唤醒了几代中国人对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憧憬，这种精神的滋养，是再多再高的官职也换不来的呀！文学翻译对于草婴，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反观现实，很多人是把翻译当作敲门砖的。这些年，翻译界的笑话层出不穷，名牌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可以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有的译本把“水磨坊”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有的译匠两三个月就翻译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他们可曾知道脸红？才不呢，他们只会数着到账的钞票窃喜：笑骂由人笑骂，钞票我自数之，无错不成翻译，俺又不是大家！ 何止翻译界，把学习、工作、事业当作敲门砖的领域比比皆是。学生上学本是为了学知识学文化，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养，可是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文化知识成了敲门砖，他们死记硬背，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评职称、拿项目基金，大学教授可以抄袭论文，可以发动学生攒书，可以编造假的科研报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早已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在如此急功近利的教育体制和学术环境下，怎么会产生诺奖得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