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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B．《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 C．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D．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 6．将文言虚词依次填入文中括号内，最恰当的一组是（ 邪说（ A．而 C．以 7．下列用“/”给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B．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C．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D．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第二段可以看出，刘向认识到了“谋诈”之害，但是他又为战国时的谋士们开脱，认为在当时形势下，他们不能不那么做。而作者不同意刘向的后一观点。 B．第三段以孔孟为例，有力地否定了刘向“不得不然”的观点。孔孟与策士们生活于相同的年代，却能阐明先王的治国之道，看来并不是非用“谋诈”之术不可。 C．作者认为《战国策》宣扬“谋诈”之术，而邪说会危害正道，所以应该把它废弃禁绝；但考虑到它的史料非常丰富，又认为不能毁掉。 D．作者尽管与刘向意见相左，但依然能客观地肯定刘向的长处，遗词十分委婉，充分表现了对前代学者的尊重。 9．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加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2）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 （3）放而绝之，莫善于是。 参考答案 5．B（“阙”应为“缺少、缺失”意。） 6．D（“之”，助词，取消主谓之间的独立性；“也”，用在句中，表语气的舒缓和停顿；“而”，连词，表递进；“其…乎”，固定结构，表反问。） 7．C（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8．C（作者认为应该“明其说于天下”，从思想上明辨是非，而且它又是史籍著述，所以不赞同废弃禁绝《战国策》。） 9．（1）（孔子、孟子）能够不苟且随便罢了。这就可以说是不受流行习俗迷惑，而对自己的见解有坚定的信念。（4分） （2）他们给后代造成的大祸已经很清楚了，可是一般俗人还对此执迷不悟。（3分） （3）废弃并禁绝邪说（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3分） 参考译文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有十一篇缺失了。我到士大夫家访求，才全部得到了这部书，校正了其中错误的地方，对不可考据的地方暂时存疑，此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我说：刘向给此书作序，说周朝初期，实行了教育感化，修整了法令制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了后来，计谋欺诈盛行，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了，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是很正确的。但在文章最后他却认为这部书中，战国的谋士是揣测当时的国君所能实行的，才不得不这样去做，这样可以说，他是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却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期已经好几百年，那些旧的法令已经消失，旧的习俗已经消亡很久了。孔子、孟子却偏偏阐明先王治国的原则，认为是不能改变的，难道是要强迫当时天下的国君去做后世所不能办到的事吗？他们只不过是要根据他们所碰上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而提出当时应当实行的主张，使那些主张不背离先王们的用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他们之间的变革本来各不相同，他们的办法本来就有差别，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以什么为根本，以什么为末事，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未尝不相同。孔孟之道，也不过如此罢了。法，只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原则，不能够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坚持这个原则，难道是喜欢提出不同的言论主张吗？只是能够做到不苟且罢了。他们可以说是不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而且能够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却不这样。他们不懂得道是可信的，却喜欢他们的言论容易与国君的想法相符合；他们的居心用意，只是苟且地提出一时权宜的策略罢了。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好处，而讳言欺诈的失败；夸说战争的好处，而隐瞒战争带来的祸患。他们争相奔走去做的事，不是没有好处，但是不会超过它的害处；不是没有所得，但是不能超过所失。最后到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此而失去了他们的身躯；而任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使自己的国家遭到灭亡。游说之士的那套办法，是社会的大灾祸，这一点再明白不过了。但世俗之人对它还没有觉悟过来。只有先王之道，根据时代，适应变法，做法不同，对它加以考察若没有缺点，用它治理国家就不会发生弊病。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用先王的原则去与游士之说做交换的。 有人说：“邪伪之说对正确的原则是有害的，应当废弃并进绝它。那么《战国策》这部书不销毁，行吗？”我回答说：“君子要禁止邪说的话，本来要向天下的人说明那些邪说，使当时的人都知道邪说不能信从，然后加以禁止才能统一认识；使后代的人都懂得邪说不能照着办，然后加以告诫才能使人明白。难道一定要毁灭这本书吗？要废弃禁绝邪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这部书里，有农家的学说，墨家的言论，都被记载下来并加以驳斥。至于《战国策》的写作，往上紧接着《春秋》，往下到楚、汉的兴起，共二百四十五年，记载了期间的历史事迹，本来就不可能废弃。” 这本书东汉高诱注解的有二十一篇，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中记有八篇，现在存在的共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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