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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全诗赏析

来源:海博学习网 www.exam58.com    发布时间:2016-09-02 22:16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
苏轼

其一
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
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

其二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香。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注释
⑴疲苶(niè):困惫。南朝宋谢灵运《过始宁墅》诗:“缁磷谢清旷,疲薾慙贞坚。”
⑵乌衔肉:用黄霸典故。《汉书·黄霸传》说,黄霸为颖川太守,派了一个年长的廉吏出外察访,嘱咐他要保密。这个廉吏不敢住宿邮亭,只好在路边弄饭吃,却碰上“乌攫其肉”。这事被人看见,告诉了黄霸。那廉吏察访回来,黄霸一见面就向他慰劳说:“你真辛苦了,在路边弄饭吃,老鸦衔走了你吃的肉!”
⑶犬附书:用陆机典故。《晋书·陆机传》记陆机在洛阳,常靠一条骏犬和家里人往来传达书信。
⑷杀马毁车:用冯良典故。《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

创作背景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这两首诗是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其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於潜县南二十五里。”(於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熙宁七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於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


赏析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组诗作品。这两首诗是熙宁七年苏轼将离任杭州通判之时,因捕蝗至於潜,写给弟弟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第一首写捕蝗所感,第二首着重写山行疲惫之感。组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特别真切动人。
第一首写捕蝗所感。首二句写蝗灾严重情况。飞蝗成阵,像弥天塞地的烟雾自西方蜂拥而来,虽秋田急雨,也比不上它那样迅猛、密集。苏轼这年十一月到密州任上,《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追叙这段情况说:“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其至於潜,又有《戏於潜令毛国华长官》诗说:“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此诗用一“塞”字、“遍”字,极写蝗势之烈。
三四两句痛斥当时官吏蓄意隐瞒灾情,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为。当时京东一带的某些地方官为了献媚执政,美化新法,公然隐瞒灾情,虚报“蝗不为灾”,甚至还宣称蝗虫能“为民除草”。诗人对这种鬼蜮行径,义愤填膺,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中用自己亲身见闻,大声疾呼地加以驳斥说:“自入境,见民以篙蔓裹蝗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凡三万斛。然吏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虫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诗中“新法清平那有此”二句正是针对这一事实,为民请命,发出的愤怒呼声。诗人用揶揄的口吻说:既然你们矢口否认事实,说什么新法清平,一切都好,蝗虫不但不能为灾,反而会帮助农民除草;但蝗灾却是铁的事实,否认不了;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只能说是我这个倒霉鬼给带来的了!这是十分荒谬的逻辑。三四句喷薄而出,如闻其声。
五六句说为官辛苦,欲诉无门,因而更加思念亲人。“乌衔肉”用的是黄霸的典故。苏轼用此事,说自己此次因捕蝗入山,风餐露宿,深感为吏之苦,欲诉无人,因而很想和苏辙谈谈;而山川阻隔,寄书无由,这就倍增痛苦了。“犬附书”用的是陆机的典故。二句用事精切,对仗工整,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量。
七八句又回到捕蝗的事上来,说虽然满腔义愤,欲诉无人,但仍然想要“理蝗余”,努力做好蝗灾的善后工作,这股傻劲,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了。苏轼的可贵处,正是这种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为人民做好事的积极精神。他晚年在写给老朋友李公择的一封信上说,他“虽怀坎壈于时,遇时有可尊主泽民者则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一个伟大诗人,是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
第二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苏轼用冯良之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两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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